去年(2015)台灣長老教會舉辦「台灣長老教會宣教150週年」的各種慶祝活動,包括4月5日在林口體育館的感恩禮拜,萬人參加,盛況空前。150年從何算起?我們來看看教會怎麼說:「1865年英國長老教會差派馬雅各醫師(James Laidlaw Maxwell)駐台宣教,是新教繼荷蘭人之後第二度進入台灣。英國和加拿大的長老教會宣教師在台灣努力播種、耕耘,雖然沒能讓台灣成為基督教社會,但至少建立一個穩定發展的教會,存續至今。」(《台灣教會公報新聞網》,2014/12/17)這個簡短的說明,可以說是具有歷史感的自我評估,寫得很好。新教兩度進入台灣,中間有203年(1662-1865)的空白,超過兩個世紀。順便一提,天主教的宣教情況頗為類似,第二度進入台灣距離西班牙勢力撤離北台灣,共217年(1642-1859)。
台灣信奉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的人口將近6%,並不是很高,但也不算太低;其中在台宣教最久的天主教和基督長老教會的教徒,大約各占總人口的1%。比例雖然不高,但論對台灣社會的貢獻,如天主教之於慈善工作、長老教會之於本土文化,都是大大超乎比例的。若論兩者對原住民語言的保存、人才的培育,那就更難以估量了。
很可惜的是,這些貢獻大都不為台灣社會所看見。原因何在?就我個人觀察所及,有一個主要原因是,教會史的研究成果沒融入一般歷史的書寫中,導致教外人士欠缺這方面的認知──也就是教會史歸教會史,台灣史歸台灣史,彷彿是兩個平行世界。這個現象,歸根究柢,是因為我們還在摸索、思考台灣歷史如何書寫,哪些研究應該整合進來。我個人做了一些嘗試,在2014年出版的拙書《少年台灣史》中,試著將基督教入台放到台灣歷史的大脈絡中予以呈現,也提及天主教和長老教會對台灣社會的貢獻──包括長老教會在戰後民主化歷程中的角色。但願個人的嘗試和努力能起一些連結教會史和整合研究的效應。
今天我的角色好像也是這樣。馬偕在加拿大長老教會海外宣教史上,以及台灣長老教會宣教歷史上,都具有開拓性的關鍵地位。他的名字和馬雅各醫生、李庥牧師、巴克禮牧師等人,都是早期宣教史上極為重要的人物。對教會中人,這都是耳熟能詳的人物,不過,台灣社會大眾對他們可能都很陌生,馬偕應該還是最普為人所知的一位。今天遊客只要到淡水街走走,就可以看到馬偕的雕像,以及相關景點。雖然如此,一般人對他的生平以及他對台灣的貢獻,大都不甚了了。
關於馬偕,從教會史角度切入的研究不少,我個人沒從事過相關的研究,也不具有教會史的素養,實在沒資格來談馬偕。不過,戴寶村教授和鄭仰恩教授的講題「馬偕來台的時空背景與時代意義」和「穿越時空看馬偕」,應可提供很好的梗概,讓我以下的論述有了認知上的基礎。順便一提,馬偕留下來的文字資料,對我們研究十九世紀後半葉的台灣歷史非常有幫助。我猜想詹素娟教授的演講內容與此有關。就我注意所及,如果能整合台灣開港通商之後的西文紀錄,如史溫侯(Robert Swinhoe)、必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馬偕等人的作品,會有很多新發現,至少可以釐清當時歷史現場人群稱呼的「所指」,如:平埔、熟番、生番、漢人、客家等,以及人群與人群之間的關係。
從大歷史脈絡來看,長老教會對台灣的貢獻還在於引進近代教育,其內容包括科學和音樂。台灣的近代女子教育,也是以教會學校為其濫觴。台語的羅馬字化,長老教會的功勞更是巨大。羅馬字化其實也是文字化,只是漢人社會從菁英到庶民執著於漢字,鮮能將拼音書寫視為文字化。《台灣府城教會報》對保存台語貢獻極大,它本身也是極為珍貴的大宗歷史材料。這些今天不及深論,只能點到為止。
在這裡,我真正想談的是,馬偕作為當代台灣的歷史性「精神泉源」的這個面相──也就是馬偕對台灣這塊土地及其人民的愛與奉獻在當代臺灣的作用和意義。關於愛與奉獻的具體內容,我就不多贅述,想直指核心。
首先,讓我先講講我如何將馬偕帶到課堂上。我在台大開設一門「台灣文史經典名著」,這是屬於台大「經典學程」的課,不是歷史專業的課程。當初受邀開課時,就想不能放棄,一定要在西洋、中國、日本經典行列中為台灣經典創造空間。起初這門課的名稱是「台灣史經典名著」,以具有文學性的歷史文獻為主,後來延伸到文學作品,所以就改名「文史經典」。這門課的閱讀清單每次都會有所更動,但一定包括原住民題材(傳說、小說、詩文),以及馬偕的From Far Formosa。受限於上課時間,From Far Formosa主要是選讀馬偕個人的生平和傳教過程,動植物、地理、地質等部分就得略過。英文原文之外,學生可對讀翻譯本,我選用林晚生的《福爾摩沙紀事──馬偕台灣回憶錄》。一般而言,學生讀後的反應都很不錯。
From Far Formosa是馬偕在台灣傳教23年後返回加拿大述職時寫成的書。起頭的這段文字,是馬偕的心靈告白,非常動人,也最人所傳誦:
Far Formosa is dear to my heart. On that island the best of my years have been spent. There the interest of my life has been centered. I love to look up to its lofty peaks, down into its yawning chasms, and away out on its surging sea. I love its dark-skinned people—Chinese, Pepohoan, and savage—among whom I have gone these twenty-three years, preaching the gospel of Jesus. To serve them in the gospel I would gladly, a thousand times over, give up my life…. There I hope to spend what remains of my life, and when my day of service is over I should like to find a resting-place within sound of its surf and under the shade of its waving bamboo.
中文翻譯:
遙遠的福爾摩沙是我所摯愛的地方,在那裡我曾度過最精華的歲月,那裡也是我生活關注的中心。望著島上巍峨的高峰、深峻的山谷及海邊的波濤,令我心曠神怡。我也喜愛島上的住民,這二十三年來我對著那些深膚色的漢人、平埔蕃及原住民傳講耶穌的福音。為了在福音裡服事他們,即使賠上生命千次,我也甘心樂意。……我期望剩餘的生命都在那裡服事,當服事之日完結時,願在那裡找到一處有海浪聲及搖曳的竹蔭下得到永遠的安息。(林晚生譯,頁1)
這段文字,近年來受到比較多的關注,內容的精要譜成歌曲〈最後的住家〉,也是歌劇《福爾摩沙信簡:黑鬚馬偕》的主題曲之一。
〈最後的住家〉起首反復唱道:「我全心所疼惜的台灣 我的青春攏總獻給你」,很催淚。這首歌詞曲很優美,那是不用說的,但是為何很催淚?為何很多人聽了,心會被打動,會想流淚?那就需要分析了。我去觀賞歌劇《福爾摩沙信簡:黑鬚馬偕》時,旁邊坐著一位中年男士。歌劇是從馬偕臨終臥床演起,我旁邊的男士可能淚點很低,張聰明一開口以詠歎調唱起〈這麼多年來〉,他就開始哭,唏哩嘩啦的;接著是馬偕的〈我最後安息的所在〉,唱道:「我全心所疼惜的台灣啊 我的青春攏總獻給你 我一生的歡喜攏於此 我一生的歡喜攏於此 我心未可割離的台灣啊 我的人生攏總獻給你 我一生的快樂攏於此」。然後,我也跟著掉眼淚了。
一個海外宣教師,與當地女子結婚,將一生奉獻給宣教地。我相信世界上有很多這樣的例子,這些宣教師對當地的愛與奉獻也會獲得在地人的肯定和懷思。但是,要像馬偕這樣成為一個「現象」,一個「傳奇」,這樣催淚,而且還會繼續催淚下去,那和戰後台灣歷史是息息相關的。
歷史是人們對特定土地、人民,及其過去的認知;我們是站在歷史的大洪流中,一方面回頭看過去,一方面面向未來。以此,我們對過去的理解和認知,是無法和現在的時點以及未來的走向相切割的。這不代表歷史學作為一個學科,沒有客觀的基礎和嚴謹的方法,只是「人」的存在是位處於「過去/現在/未來」的連續且浮動的時間之流中,因此,人對過去的認知無法和現在/未來切割開來,三者互相牽引著。從歷史的這個面向來看馬偕,我們才能真正了解為何馬偕成為我們今天的精神泉源,而且是那麼重要的精神泉源。
這樣講好像有點抽象。那麼,讓我們試著用具體的方式來呈現。戰後台灣,在中國國民黨的統治下,徹底實施「去台灣」式的教育,學校不教台灣歷史、欠缺鄉土教育、禁用台語等母語,取而代之的是中國歷史/文化,以及「國語」。這不限於學校教育,從中央政府、主流媒體,到文學界、影劇圈,中國民族主義和中華文化論述鋪天蓋地籠罩下來,打造出至少三個教育世代,他們心中沒有台灣,只有遙遠的中國。(教育世代,educated generation,約以10年為一代。)台灣不是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的所愛,中國才是。台灣頂多就是鄉土,而且是要被鄙棄的鄉土──啊,那麼沒文化,那麼粗俗!這個「去台灣」式教育的結果還在,最後一批黨國教育的成功者/受益者現在還是壯年(40-50歲),他們的影響還會持續一段時日,只能祈求新世代盡快成長,將他們的影響力稀釋掉。
台灣解嚴後,尤其是到了1990年代後半,黨國威力逐漸減小,學校開始教授台灣歷史,社會大眾也開始重視台灣的歷史和文化。這個變化的具體情況,就容我略過。在這個過程中,許多受黨國教育影響的人開始有所反省,不少人選擇認同台灣、認同鄉土。愛自己成長的地方原本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但是在台灣,就是這麼「不自然」。也就是在這種嚴重的反差中,人們發現馬偕、看見馬偕對台灣的愛和奉獻。這裡講的主要是教外人士,教會中人原本就認識馬偕,肯認他為台灣所做的一切。
反過來說,如果戰後台灣不是被中國國民黨統治,沒有經歷以國家力量徹底「去台灣」的過程,相信絕大多數的在地人是愛台灣的,且以台灣為第一奉獻的對象。如果是這樣的話,馬偕的例子就不會那麼突出,就不會成為今日台灣亟需的精神泉源。
在這裡,我想補充說明的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在教育上固然不教台灣歷史,卻非常重視鄉土教育,且賦予鄉土相當正面的意涵,日本教育家相信鄉土愛是國家愛的基礎。這是日語世代的台灣人具有鄉土感情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於他們也是比較不受國民黨意識型態影響的一個世代,後來在反國民黨的過程中不少人的鄉土認同逐漸提升到「國家認同」的層次。
馬偕很特別的地方,在於他是外國人,而且來自當時遠為先進的國度,他不顧教會同工的質疑,和台灣女子結婚成家,並表明要葬在台灣。這讓我們想起戰後統治台灣的蔣氏父子到現在都還沒入葬台灣之土,反觀日本總督明石元二郎預立遺言表明若有「萬一」,想葬在台灣,結果他在日本本土過世,家屬遵照遺願將他的骨灰送來台灣安葬。這是多麼大的反差!更不要提那些已經六、七十年都住在台灣,生養二、三代人,卻完全不認同這塊土地的外來人群了;更糟糕的是黨國教育還培養出同樣心態的本地人,絕對數目可能更多!他們是黨國體制的受益者,靠著黨國機制而成為人上人,他們對台灣的鄙棄,罄竹難書,順手拈來都是例子。前幾天馬政府最後一任行政院長張善政的發言,充分流露這種心態。對於即將執政的新政府,張善政警告說「不要逼得我移民海外。」實則他在2004年陳水扁連任總統時就要兒子出國唸書,不要回來。張善政只是個縮影,我們社會養出無數的人,他們占盡一切便宜,卻毫不感念台灣,隨時可以將它棄若敝屣,說丟就丟。更有一派人整天和要併吞台灣的敵國唱和,甚至緊密合作,不惜犧牲島嶼的權益。世界上還有這樣的國家嗎?我很懷疑,但這就是我們的社會,因長期處於不正常狀態,一切都曲扭了;更可怕的是,不少人視曲扭為正常。
在這強烈的反差中,我們聽到「我全心所疼惜的台灣」,會想掉眼淚,因為戰後台灣是不被疼惜的;我們聽到「我的青春攏總獻給你」,會想掉眼淚,因為這塊土地上許許多多的人不願對它有所奉獻。我們聽到「我心未通割離的台灣 我的人生攏總獻給你」,更要掉眼淚了,因為我們不想和台灣切割,因為我們也想像馬偕一樣將我們的一生奉獻給它。
站在歷史大河的「此刻」,這是在黨國教育雖已結束而遺續仍然強大的時點,我們回首過去,痛惜台灣不被疼惜,所以我們要加倍疼惜它,一百多年前的馬偕於是成為我們的典範,也是精神泉源。前面我們說過,歷史不只回頭看過去,也望向未來。我們望向怎樣的未來呢?那就是台灣要成為一個正常國家的未來。也就是在這個「向望」(ǹg-bāng)上,台灣是我們chòe-āu ê khiā-ke(我們最後的住家),我們沒有別的地方可去──“This is the land.’’(就是這個地方),在我們朝向這個未來的艱辛奮鬥中,馬偕對台灣無私的奉獻、全心的奉獻,成為我們的典範,同時也是精神泉源!
歷史牽連著過去、現在,以及未來,所以它就會有人的自主性和意志的面向,想自主未必能自主,意志也不必然能抗拒情勢,但它在在定義歷史是「人的歷史」。也因此,歷史必然具有「精神」的向度,過去的整體或個案都有成為精神泉源的可能。今天我的演講是從歷史人物作為當代的精神泉源的角度來看馬偕,這不是歷史學研究所給出的評價或定位。事實上,此刻我們必須為馬偕的歷史定位做出努力。當我們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之後,愛台灣、為台灣奉獻,成為多數人的「天然」時,馬偕或許就不再那麼重要,但歷史一定會記上一筆:在我們找回鄉土愛、確立國家愛的關鍵年代,馬偕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他過世百餘年後,過去的馬偕奠定了今天和未來的馬偕在台灣史上的地位。
愛台灣、一生奉獻台灣社會的教會人士,其實很多,天主教神父和修女對戰後台灣的貢獻也非常巨大。他們的事蹟仍等待台灣社會去發現、去看見。某個意義來說,馬偕是個象徵性人物,我們希望透過他,人們能看見更多可敬愛的人,豐富我們的精神、深化我們的文化。
這幾年來,以舞台方式呈現馬偕的故事,就我所知,有上述的歌劇《黑鬚馬偕》(2008)和歌仔戲《大湧來拍岸 台灣子婿馬偕》(2015)。後者我錯過了,深感遺憾。我個人非常喜歡歌劇《福爾摩沙信簡:黑鬚馬偕》,希望能有更多人能觀賞。很期待政府或民間組織可以讓再度演出成為可能,最好能全島巡迴演出。
最後,讓我再引用一次馬偕的話:「遙遠的福爾摩沙是我所摯愛的地方,在那裡我曾度過最精華的歲月,那裡也是我生活關注的中心。」期待有一天,我們不用特地這樣講,不管是對外人或自己人。期待那一天的到臨──當台灣成為正常的國家,島嶼子民都是天然台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