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清楷

我回來台灣的8年中間也參與了很多社會運動活動，包括李惠仁導演被抓的時候我也在現場，當時很多人問我，你怎麼會衝進去？你不怕被抓嗎？我回他說：我忘了。現在很多台灣人有思想、想法，但是沒有勇氣，我做的事情其實很簡單，但是沒人要去做，我們可以做什麼？我現在在推廣一個活動【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公投】，你是否願意以「台灣」為全民申請參加所有國際運動賽事及2020年東京奧運，就是不要以中華台北再來代表台灣，中國的國台辦和外交部，為了反對這件事情發出了4次申明稿，甚至動用了他們在國際奧委會的力量，來拒絕台灣改名，聯合報在前兩天報導中有說到國際奧委會是不支持我們改名的，但是第一點，我們都還沒有申請，平什麼反駁，第二點，這是我們台灣人民共同的決定，你怎麼能干涉台灣人民的意志，第三點，你們怎麼可以沒有經過大會同意，就屈服在中國的壓力之下，憑一些委員就來抵制台灣，於是我們很客氣地回復，我們的主軸是申請，就算申請失敗，也是靠著我們台灣人的意志去努力，很多人跟我說，如果這不會過那你為何還去做，我回答說，一定輸的比賽你還是會去比，這是一種運動的精神，是一種精神的象徵，我曾經去找了很多政治人物，希望他們來支持這項社會運動，但是我發現台灣的政治人物，大多都拒絕我，他們很怕中國，由此可見中國的恐嚇是非常有效的，中國現在正一步步鯨吞蠶食我們台灣，如果我們住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都不願意重視問題，不在乎我們的名稱，不用多久，我們就會成為中國台灣，很多人會問要如何為台灣做什麼？其實從這種連署的小事，就能開始做起，我們需要起來去決定我們自己的名稱、命運，通常在國際上不決定就是被決定，我呼籲大家一起努力，聚集集體的聲音，現在的努力不只是為了我們，也是為了我們的下一代，很希望大家能一起號召其他親朋好友，盡一份心力。

(活動逐字稿節錄)

李惠仁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主題，自由絕對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你看李惠仁被抓，他一定有反亂，很多人都會這樣想，但他們都忽略了最基本的權利，憲法賦予我們的新聞自由、表現自由等等，但是很多人法治的觀念都不夠高，特別是很多第一線的執法人員。現在很多年輕人不知道我們今日的自由是怎麼來的，是去爭取來的，有人就跟我說，誰叫你要去串連抗議，你活該，但是你們很多人都不知道自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大家都知道說人生而自由平等，但是你不去爭取，也是得不到的，我常常說，過度的寬容，不小心就變成了奴性，擴張的奴性，一轉眼就忘了自由，現在台灣的民主就有點遇到了瓶頸，民主和極權最大的不同是什麼？極權很有效率，民主可能某種程度上沒有效率，我們台灣是很善良，但過度的寬容，不小心就會變成了奴性，我現在來談談意識形態控制的三個階段，第一個是：機構審查，第二個是：人民群眾互相監督，第三就是：自我審查，我一直說，人的心是最自由的地方，但是當我們開始做自我審查的時候，會連自由作夢的勇氣都沒有，如果我們習慣了自我審查，連作夢都不敢，我有問到吳叡人老師，台灣的民主要怎麼做？他跟我說：台灣的民主要轉大人，我覺得說得非常好，但是要怎麼做才能幫台灣的民主成長？我們一定要從日常生活開始做起，不是說關心政治，要去參與政治，讓民主生活化，不是說要大家去參選，我最近的一些講座，都有說到民主生化，於是我就會問觀眾，知道立法委員職權的請舉手，結果大部分的聽眾都不是很了解他們的職權，也許他會覺得說很複雜不要去管，他們就是希望你們不去管，這樣就可以亂搞，所以我覺的民主生化一個很重要的重點是要去關心這塊土地，臺灣這塊土地，有心跳、有溫度，唯有在有溫度的土地上，才能孕育最大的創意，這是我做為一個導演最大的感觸，以上是我的分享，謝謝。

(活動逐字稿節錄)

鄭仰恩

......在追求人權的過程當中，雖然政治和意識型態的拉扯，有的時候很強，強到活在中間的人、無辜的人會受苦、受害，但是總會有人有勇氣來挑戰這些侵犯人權的團體或個人，挑戰那個時代壓逼人權的勢力，來帶出人權的那種可能性，這是特別可貴的。

......今年剛好也是《貝爾福宣言》一百周年，可能沒有很多人知道這個《貝爾福宣言》是甚麼？其實這是一個很矛盾的故事，當時猶太人沒有自己的國家流亡世界幾乎二千年，他們一直努力希望藉由建立自己的國家來爭取人權，所以他們經由遊說，終於在1918年由英國的外交部長貝爾福發表《貝爾福宣言》，同意猶太人可以建國，但是《貝爾福宣言》裡面有說一句話，不應該損害居住在當地的居民的權利，結果猶太人建國的隔天，就是巴勒斯坦人自稱的「浩劫日」，那天就有四十萬的巴勒斯坦人變成難民，而留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居民，就被新建的以色列國家慢慢地蠶食鯨吞，我把這個事情拉到今年，今年美國總統川普就片面決定，要把美國大使館放在耶路撒冷，等於就是宣布耶路撒冷不再是同時可以共享的首都，聯合國、全世界的民間團體，大家追求的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並存、共存的兩國論，可是今天一個國家的權利，卻反而造成另一個國家片面的傷害，我希望今年當我們在關心世界人權宣言的時候；也是《貝爾福宣言》一百周年，也去關注巴勒斯坦受到不公義的對待，到今天還是值得大家關心的......

最後提醒大家，人權不是自然發生的，不是理所當然的。在台灣我們感覺到比過去更大的自由、人權，政權的轉換也已經發生了，但是還有新的威脅存在在我們的現實當中，所以提醒我們要為自由和人權繼續去奮鬥.......

(活動逐字稿節錄)

李敏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我充分感受到戰爭對人類的迫害，在那個年少的時候，我查到一個日本的詩人，他說了一句讓我感受很深刻的話，他說今年經過兩次世界大戰，我們所謂的世界，是經由世界大戰來形成的一種概念，他問：你們覺得受到最大的迫害是什麼？是都市的迫害？建築物的迫害？還是生命的喪失？是這樣嗎?這個日本詩人說真正的迫害不是這些，是意義的迫害，我們的文化、語言、文字不管是任何一個，本來有它意義上的、可展現的那種美好、充實，那種隱喻上的延伸，可是兩次世界大戰後，你會覺得玫瑰不是代表美了，可能讓你看到戰爭的時候死在戰爭裡的那些兵丁，這給我很大的感觸.....

......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中的三十個條款，若要能夠被實踐，是需要一種文化跟政治的體認，不是說有發表世界人權宣言，你就能得到人權宣言的保障，如果沒有一個真的自由民主，我們自己所支持屬於我們的國家，我們是國家的主人、主體，不是只在這個政治觀念的統治，我們就不可能保障這個人權.....要建立一個國家，有充滿很多的挑戰和困難，我們如果沒有更大的覺悟，我們就無法確定未來子子孫孫能在自由人權的風浪裡，成為世界的一部分......

(活動逐字稿節錄)

楊翠

......甚至在威權體制已經結束了，但是我們還能深刻感受到一些威權的遺緒......那我大概就從幾個方向來談，第一點，其實也是我的學生不斷問我的問題，就是為什麼要做轉型正義這件事，那從知識方面或者一般名詞解釋的，因為國家在進行民主轉型，為了要能夠非常順利的走向這條道路，所以需要清除威權時期的一些遺緒......但事實上對我而言我覺得台灣需要做轉型正義，這跟今天促轉會它要從法制或從歷史層面著手，不見得是完全扣合，我的想法是更大的，如果說時空座標是安置我們生命的存在非常重要的一個標的，我覺得從過去長期以來，台灣人的時空座標常常都是錯亂的，我們的時間上常常沒有過去，在現實當中也是非常的…，即使我們每一個人生活在當下的現實，但沒有非常清晰的當下感與現實感，也沒有未來感，所以對我來說，轉型正義最重要的是去直面過去，進而能夠使過去、現在、未來這三個時間線和諧，然後共存，而不是要抹消過去，最重要的是和諧共存然後一起走向未來最好的辦法...... ......當我在談歷史的時候，談台灣史的時候，我都感到非常的無力，因為你會感覺說這些土地的人，這樣二十多年來，其實大多數的人是不想去了解過去發生的事情......我覺得對我來說是第一個重要的是時間線，我們需要重新去把它復原，去直面過去，通過直面過去，我們能夠安頓現在，通過安頓現在，我們能夠去真正想像未來...，我們需要去清理、清創，然後透過這樣的方式才有可能讓我們確實能夠乾乾淨淨清、清楚楚地迎向未來...第二個就是空間，時空座標是我們安置自己的存在一個非常重要的參照與標的，我覺得威權體制對人最深刻的影響，是我們對我們家園景觀的改寫，對我們的日常生活的改寫，甚至從過去開始被扭曲的日常生活我們還習以為常，所以當有一天你要把這樣的景觀移走的時候，很多人會開始焦慮，這樣的焦慮顯現什麼？顯現說，我們其實都已經融入到這樣的威權象徵的符碼裡了...我最近在促轉會做的一個工作項目，叫做清除威權象徵，大家想像的意思就是說，那些銅像要做處理，有人會說清除那樣的象徵有那麼重要嗎?那當然非常的重要，因為象徵它是一種權力的修辭，而這樣的一個修辭它不是只是一個話語權的問題，它事實上是散落在我們的家園空間當中，......威權體制事實上，它整個長期的統治過程，就是讓你的家園、景觀慢慢被扭曲，使我們漸漸融入其中，久而久之，當我們認為沒有那些威權象徵的時候，就會產生不安全感......我是大甲人，在我的記憶中，大甲裡面有中山路、蔣公路還有經國路，其實台灣各個地域裡面，很多三個都會有，當它一直存在的時候，你生命空間裡它不斷存在的時候，你就會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威權的影響不只是思想層面、不只是眼睛可見的政治層面，它包括了眼睛看不見的日常生活層面，所以我覺得我們有必要從日常生活的部份去做更精細的描繪跟討論......我這幾年覺得，一直這樣說說說，但真正欠缺的卻是聆聽，我們有沒有可能有更多的聆聽，我們是否能提升到共痛的層面、那種感受，我認為這是未來我們需要去努力的，對我而言，轉型正義是一個大家都應該要參與的工程，而不是單純由促轉會在這兩年快速地完成，我相信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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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叡人

國家處境越困難的時候，就是越考驗你這個人對台灣認同有多堅定的一個時刻。臺灣認同就像是你是一個真正的球迷，就算球隊輸一輩子你也要支持它；我在芝加哥讀書十幾年，我們芝加哥的小熊隊，100多年來都沒有贏過，結果前兩年總算拿了世界冠軍，可是小熊隊的球迷，從來沒有因為球隊墊底，而唱衰球隊，所以小熊隊的球迷成為美國社會科學研究一個很重要的研究題目，為什麼已經輸了一屁股還會堅持支持球隊……1999年我們當時在哈佛大學非中青中心有一場研討會是台灣跟中國兩邊的學者要對談彼此民族主義的問題，當時台派代表隊都是正統台灣心，只有比較特別的是江宜樺參加台灣代表隊，我們都在強調台灣的歷史經驗各方面跟中國不同，江宜樺開始講強調台灣跟中國不一樣，他說台灣的特性是甚麼？他說我只要想到台灣夜市的小吃我就流眼淚，江宜樺眼中的台灣中國不同，因為他在台灣出生長大，他吃過台灣的小吃去過台灣的夜市，他有感情！但是對他來講台灣不是一個國家，不是一個公民價值的對象，比方說台灣之所以稱為台灣，值得你愛，是因為它是一個民主、自由、人權多元的國家，它是一個熱情的國家，它是一個進步的國家、文明的國家……

「天然獨」現象只反映了某一種現象，比方說外省第三代族群逐漸的本土化、土著化，日久他鄉變故鄉只是這樣而已，這是一個社會學的過程，一般稱為土著化，不一定會產生政治上的意義，要有政治上的意義要有歷史意識的教育，或政治意識的教育，讓他去重新反思，第一個我出生在這個地方，我長大這個地方，這地方給予我了一切，包含自由、民主、人權，讓我可以形成現在的我，這一切是怎麼來的？是因為我們創建了一個自由民主的體制…….....台灣這塊土地比較小，不大容易改變，很容易塑造出一種，所謂的民族性其實指的是一種比較穩定的行為模式，但它不是一種基因，它是可以被改變的，要怎麼改變？

第一點，顯然從天然獨，必須要提升到有意識的獨立，我們要開始要求意識獨，要知道為甚麼台灣好，因為台灣有進步的體制、民主自由、多元、重視文明價值，這個東西我們要繼續強調，所以台灣人要強調，要認同，要提升，要從天然獨提升到意識獨......從各方面，從教育到文化、到社會政策到各方面去強化這塊土地上的人對他的認同，第二點是知識，我一直再說這件事情，弱小的國家不能用武力和強權對抗，你只有兩個武器，知識和道德，我們要建立一個好的體制，進步的體制，當中國越反對我們就要越進步，當它一個大國家在那反動，而我們一個小國家就越進步的時候，突然之間台灣的國力就增長了非常多倍，我要強調的是知識...第三點，第一個是認識台灣，知道台灣是好國家...台灣是一個政治體制，社會政治教育、社會福利體制、健保，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好的，台灣在世界上排名是好國家，是相當上軌道的...你要批評沒有關係，但你要真的深入認識台灣，台灣的歷史，台灣的各種知識，認識台灣擺在世界上的位置，適當地去衡量她...

第二個是認識世界，因為我們台灣處在一個很困難的地緣政治，夾在強權當中，這個結構是很難改變的，可是結構不是一層不變...中國現在的擴張現在已經陷入了困境，現在全世界都在圍堵中國，有一個新排華的出現，這次的排華不是種族主義造成的，是因為中國不了解先進、民主國家的各種規範，而想要用他那套粗暴的擴張導致全世界的反彈......

第三個是個人專業，......在你的崗位上加強你的專業知識，我剛剛提過台灣人需要頭腦，我們需要best mind，最好的頭腦才有機會幫台灣找到出路，包括經濟的出路，最後是你要如何幫台灣脫困？不要一直問台灣為你做甚麼，要問你為台灣做了甚麼？在這種情況你能為台灣做甚麼？涉及到你的專業能力是甚麼？......現在此時、此刻、此地你就可以為台灣做事，做事的方法就是從你的專業做起...

最後一個步驟是持續行動，只有透過持續行動才能成為一個傳統，才能夠成為一股力量，才能夠打破結構的限制......持續慢慢的累積，需要持續的行動，有累積才會成為行動，力量出現了就會打破結構的限制......我跟你們說一個故事，鄭南榕那時候殉道，驚醒了很多的台灣人，以當時的價值觀，沒有人想過要以生命去殉一個價值......鄭南榕可以說是一種理想主義的化身，第一次突破歷史了的限制...

(活動逐字稿節錄)